文艺批评 | 李丹、吴俊：文学商品化与“人文精神讨论”的代际反应差异——1990年代文学批评的一个现象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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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商品化是20世纪90年代中国文学乃至整个文化领域里的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由此催生了新的文学观念和立场。对不同文化类别的不同态度导致了这一时期文学批评的明显分歧甚至尖锐对立，其中又以围绕王朔作品的争鸣为显例。与此相关的“人文精神讨论”则是当代青年作家、批评家面对前所未见的“市场经济”的应激产物，而其中的“代际差异”成为商品化背景下的90年代文学批评及知识界的一个显著现象，尤其值得关注。从代际反应差异可以看出，年轻一代相比于前辈，在知识系统、思想成熟性、观察现实的眼界宽度等方面，明显都有薄弱和不足，但这是80年代以来人文知识分子的第一次具有公共性的集体参与的对于国家未来走向表达立场和价值观的重大讨论。宣示了当代中国知识群体的一种责任和担当的自觉，也构成了未来迄今延续着的文学批评、文化研究乃至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内容。

本文原刊于《当代文坛》2020年第2期，由作者李丹、吴俊授权文艺批评转载，特此感谢!

李丹                        吴俊

文学商品化与“人文精神讨论”的代际反应差异

——1990年代文学批评的一个现象观察

文/李丹 吴俊

文学商品化，或者说文学商品化的观念及身份的合法化，是20世纪90年代中国文学乃至整个文化领域里的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文化产业的概念流行也就是从那时开始的。从大政方针来讲，将文学视为“事业”还是“产业”是两条不同侧重的发展路径，前者意味着主要由财政拨款来支持文学的发展，后者则主要由市场行为能力支撑文学的发展。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总体方针之下，国家资源对文学的支持态度和策略有了一定的区别。总体上看，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文学所能获得的行政、经济支持开始减缩，大量的文学单位或个体开始向市场迁移，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也开始接受市场法则并认同市场辖制，这在客观上使得市场化、商品性的文学产品大量出现。

在文学的经济学逻辑中，文学产品服从于商业运作，商业运作服从于资本意志，资本又服从于自身的增值本能。在这一逻辑链条中，最终脱颖而出的文学产品必然是能最大程度满足资本增值的文学。于是，求利欲望和犬儒姿态的文学价值观充斥市场，坚持启蒙思想、强调知识传承、尊重经典的新文学经验和传统遭到压抑和边缘化。针对流行的商品性文学，当时出现了支持和贬斥的两种对立意见。就此而言，1990年代的文学批评看似分歧、寥落，实际仍走在转型、调适的过程中。

一

1992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报告，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成为国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直接影响，一方面涉及文艺创作、理论、批评等显性问题，一方面又涉及文艺制度、传播、权力运行等隐性问题。究其实质，就是在国家需求和定位层面上打破文学的旧身份、旧目标，同时赋予文学以新身份、对文学提出新要求，而这在中国当代文学历史上通常意味着新的制度设计和新的目标想象，但“摸着石头过河”同样成为文学制度调整的基本姿态。于是，文学更多地受到经济法则、自身惯性及历史传统的约束和影响，同时也有了更多的自由发挥空间。

党的第十一届三中全会

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当代文学在改革开放的时代潮流中释放出了巨大的发展能量，文学价值观的多元性开始呈显为常态，而文学批评的努力甚至引领可谓功不可没。其中也包括对于文学商品化的认识。1984年，锦州兴城果树研究所业余文艺评论工作者陈文晓在《辽宁文艺界》上发表了《文艺商品化不能全盘否定》，提出“文艺不能超脱商品生产规律”、“商品化促进艺术繁荣”、“不应因有消极影响而取消文艺商品化”、“忽视文艺的商品内涵将削弱文艺生产”，[1]在辽宁省内引起一定反响，锦州市文联在其刊物《启明》上开辟专栏讨论。随后，陈文晓又在《启明》上发表了《社会主义商品化——文艺繁荣的历史趋势》，较早和较系统地阐释了支持社会主义文学商品化的观点。从宏观面上看，关于文学商品属性的讨论一直持续到1990年代初期，大多数论者肯定了文学作品的商品属性，同时又强调文学作品还具有审美、宣教、意识形态等其他属性。

也是在1984年前后，湖北、辽宁的地方出版社开始出现“协作出版”（又称“委托出版”或“合作出书”）的运作模式，即由著作者单位承担出版费用，由出版社终审终校并提供书号以出版书籍。这一出版方式当时获得了文化部的认可，同时促成了“二渠道”书商的出现，“二渠道”几经周折，终获幸存并发展壮大，为文学作品的商品化提供了物质和政策的保障。1993年中宣部、新闻出版署联合发出《关于禁止“买卖书号”的通知》，新闻出版署发出《关于贯彻执行中宣部、新闻出版署〈关于禁止“买卖书号”的通知〉的办法》，强调严禁“书号买卖”，这促使民营资本在放弃单纯的书号买卖的同时，更深地介入选题、编辑、审读、校对、印制、分货、发行等图书出版的全部环节，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民营书业的出版质量和水平，使商业性的文学出版日趋发达。市场化、畅销性更加自然地成为了图书行业的基本追求，文学图书同样顺应了这一时势。

与此对应的是作家的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的相对降低，“上海专业作家17人，靠作协工资与稿费为生。一级作家400多元，二级作家、三级作家分别为300多和200多元，而上海1992年人均支出是每月270元，当物价指数飞速上涨、工厂企业的工资数倍于以前时，他们的工资水准未有较大提高。”[2]这不能不促使文学生产机制和生态结构发生重大改变。

《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报告发表后，有关文学创作、文学批评、文学理论、文学史的认知与实践面临急速的概念突变与制度转轨。对于文学批评而言，这种突变与转轨进一步促成了商品文化、大众文化、审美文化批评的分野。一般来说，这三种文学批评存在着相当显著的功能和目的区分，服务于商品文化功能就须着力于商品销售，以增值利润能力为目的和标准；着眼于大众文化功能就须专注于娱乐幻象的包装制作，以提升快感和满足感官期待为目的和标准；崇尚审美文化就须执着于经典传统、追求超越性审美境界的创造，以艺术探索和价值创新为目的和标准。20世纪90年代初，三者的分化在程度和姿态上空前明晰——价值观的殊途发展成为一个时代的文学、文化和社会景观。这也构成了当代文学史上的一个史无前例的时代。

二

新的文学现象催生新的文学批评和文学立场，对商品文化、大众文化、审美文化的不同态度导致了这一时期文学批评的明显分歧甚至尖锐对立。以显例而论，王朔代表的文学现象，被有的批评家视为商品性文学作品的典型。其中蕴含了严重的犬儒和虚无色彩，知识分子所信奉的崇高价值和宏大叙事遭到了严重的嘲讽与鄙视。但也有同情且支持者，如王蒙就对王朔表达了明显的赞许，这对批评舆论和知识分子的价值观造成的思想冲击可能更大。围绕王朔作品展开的争鸣可以看作是当时文学批评不同倾向的集中展示。

王朔1984年发表中篇小说《空中小姐》，至1992年已经陆续完成多部重要作品。同年，华艺出版社为其出版四卷本《王朔文集》（青年作家出版文集当时相当稀见，稍后获得了茅盾文学奖的路遥想出文集，都不得不为开印数请托领导和疏通各路关系）。同时，他编剧推出的影视作品也数量众多，电影《顽主》《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电视剧《渴望》《编辑部的故事》已经产生巨大影响。此外，作为一个脱离传统体制的创作者，王朔与刘毅然、马未都等共同发起、建立了海马影视创作中心，以“提高娱乐片的创作水平，同时加强其它片种的创作，并应约为优秀导演和优秀演员写剧本。”[3]这个创作中心还被合众国际社称为“中国第一家作家工会”，具有构造中国文化工业的企图。可见在同人团体、娱乐工业、文学创作等多个方面，王朔都领一时风气之先，这也就构成了所谓的“王朔现象”。

王朔、刘毅然、马未都

围绕王朔的争议因之产生。一般认为，王朔的大量作品都显示出价值虚无、谄媚大众的倾向。在其世俗故事里，作者对各种崇高价值及价值体系本身，都显示出强烈的嘲讽和鄙视的态度。但批评界对这种虚无色彩的态度倾向反应大有不同，有的强烈肯定，也有激烈反对。前者有名的以王蒙的《躲避崇高》为代表，后者主要以王晓明的《旷野上的废墟——文学和人文精神的危机》为代表。

王蒙用一种戏谑和不无赞赏的态度，描述王朔“和他的伙伴们”的“玩文学”，恰恰是对横眉立目、高踞人上的救世文学的一种反动。“他们……把各种崇高的把戏看得很透很透。他们不想和老师的苦口婆心而又千篇一律、指手划脚的教育搭界。他们不想驱逐老师或从事任何与老师认真作对的行动，因为他们明白，换一个老师大致上也是一丘之貉……他们的聪明已先洞悉老师的弱点，他们不断地用真真假假的招子欺骗老师使老师入套，然后他们挤挤眼，哄大家笑笑，并在被老师发现和训斥的时候坚持自己除了玩、逗笑外是这样善良和纯洁，决无别的居心目的。他们显然得意于自己的成功。他们不满意乃至同样以嘲笑的口吻谈论那些认真地批评老师的人，在他们看来，那些人无非要取代现有的老师的位置……既然人人都自以为是，和平相处的唯一途径便是互相欺骗。”[4]

王蒙还为王朔作品辩解，说“亵渎神圣是他们常用的一招……‘玩文学’，正是要捅破文学的时时绷得紧紧的外皮……大胆妄言和厚颜无耻几乎令人拍案：‘是可忍孰不可忍’？但是我们必须公正地说，首先是生活亵渎了神圣，比如江青和林彪摆出了多么神圣的样子演出了多么拙劣和倒胃口的闹剧。我们的政治运动一次又一次地与多么神圣的东西——主义、忠诚、党籍、称号直到生命——开了玩笑……是他们先残酷地‘玩’了起来的！其次才有王朔。”[5]

此外，王蒙还抱有很乐观的预期，说“多几个王朔也许能少几个高喊着‘捍卫江青同志’去杀人与被杀的红卫兵。王朔的玩世言论尤其是红卫兵精神与样板戏精神的反动。陈建功早已提出‘不要装孙子’（其实是装爸爸），王安忆也早已在创作中回避开价值判断的难题。然后王朔自然也是应运而生。他撕破了一些伪崇高的假面。”[6]

王蒙、王晓明

王晓明则持相反的立场，称“王朔笔下正是充满了调侃，他调侃大众的虚伪，也调侃人生的价值和严肃性，最后更干脆调侃一切。在这种调侃一切的姿态中，从调侃对象方面看，是一种无意志、无情感的非生命状态，对象只是无谓的笑料的载体。从调侃者本身看，也同样是一种非生命状态。调侃者一如看客，他置身于人生的局外，既不肯定什么，也不否定什么，只图一时的轻松和快意。调侃的态度冲淡了生存的严肃性和严酷性。它取消了生命的批判意识，不承担任何东西，无论是欢乐还是痛苦，并且，还把承担本身化为笑料加以嘲弄。这只能算作是一种卑下和孱弱的生命表征。王朔正是以这种调侃的姿态，迎合了大众的看客心理，正如走江湖者的卖弄噱头。”[7]

王晓明还把王朔作品与更长时段的文学潮流联系起来，认为“一九八七年以来，小说创作中一直有一种倾向，就是把写作的重心从‘内容’移向‘形式’，从故事、主题和意义移向叙述、结构和技巧，产生出一大批被称为‘先锋’或‘前卫’的作品。这个现象的产生，除了说观念的革新、创作者主观感受的变化之外，是不是也暗合了知识界从追究生存价值的理想主义目标后撤的思想潮流呢？再比方说，那批所谓‘新写实主义’作家的平静冷漠的叙述态度，真如有的论者所言，是一种有意为之的姿态吗?是否也同样反映出作者精神信仰的破碎，他已经丧失了对人生作价值判断的依据呢？至于这两年流行的以嘲讽亵渎为特色的小说和诗歌，就更是赤裸裸地显露出对我前面所说的那种文学的神圣性的背叛……从一些似乎并不相关的现象，我却强烈地感受到一种共同的后退倾向，—种精神立足点的不由自主的后退，从‘文学应该帮助人强化和发展对生活的感应能力’这个立场的后退，甚至是从‘这个世界上确实存在着精神价值”这个立场的后退。’”[8]

王蒙非常敏锐地意识到了王朔作品与“文革”之间的联系，并推论王朔的作品乃是文革的相关产物。但王朔作品并不能说完全是“文革”运动后的应激性对立物。后来李少君对王朔作品进行了更多的溯源考察，提出“文革”中被抛出权力系统的大院子弟“一部分则较多接受了西方消费主义的影响，他们很少与平民子弟来往，住在大院里，自成一格小圈子，注重享受…………暴戾、疯狂、玩世不恭、以玩弄女性为乐趣的生活，在王朔自传性质的小说和《动物凶猛》等中表现得尤为传神，而王朔自己正是生活在这种氛围中并深受影响，这也始终是王朔创作的精神资源”，他属于“享乐主义玩世派”。[9]同时，社会经济地位的直线下降和以王朔为代表的商品性文艺的世俗成功，显然给传统的学院知识分子以强烈的刺激。王朔等人的“文学生产”获得了很高的市场经济回报，捍卫其收益的合法性自属正常，而且在价值观立场上与传统的学院知识分子争夺话语权也属必然，这都给后者带来了强烈的震撼，也引致后者的反驳。可以说，人文知识群体的话语权分配出现了严重失衡和危机。

根据王朔作品改编的几部影视剧：《顽主》（1988）、《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1989）、《阳光灿烂的日子》（1994）、《过把瘾》（1994）

从价值判断的角度来说，常见的现象是，强大的社会禁锢瓦解之后必然产生全面的虚无主义，消费至上的观念也是虚无主义的表现之一。在虚无主义的笼罩之下，无论曾经享有特权者还是未曾享有特权者，往往都会排斥精神追求，导致社会发生普遍的精神劣化趋势。实际上，这种精神劣化早在社会禁锢时期就已发生，只是因为现实条件有限而无法表达；一旦环境松动，这种信仰坍塌的状态就会转为显性。王朔的风行只是这种崩塌的一个具体表征。其中的复杂性在于，这种崩塌之下也蕴含了人文主义、启蒙理想绝地复生的可能。从废墟升到神殿，人类也要经过世俗之苦才能重新进入精神领域的探求。因此，后来有人不无乐观地断言：“启蒙死了，但是，作为个人自由与普遍主义原则的启蒙精神活着。”[10]

剧烈的社会经济变化，原有的文学秩序发生坍塌，以王朔小说、电视剧、电影为代表的商品文化、大众文化作品因为契合市场而显示出了高度的消费功能和商业价值。但批评界对商品化的文学还是颇为陌生的，同样“摸着石头过河”的文学批评当时并不具备建设性的批判能力，学术思想资源相当有限，对新的文学现象虽有一定的溯源、清理能力，却无力做出更为切实有力的理论对话。

更为严峻的是，大量商业化的文化产品开始出现并参与市场竞争，原有的“严肃文学”甚至“精英文学”疆域不断萎缩，20世纪80年代而来的新时期作家和批评家，不得不接受新的挑战——实际上整个人文学科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人文精神讨论”就是学院知识分子面对这一历史转折的立场反应，其中的代际差异显现尤其值得关注。

三

从出生年代及受思想启蒙教育的时代来看，“人文精神讨论”的引发者大多是在20世纪50年代内出生，并在70年代后至80年代初接受高等教育，文革后的思想启蒙、80-90年代的社会转型对他们的影响十分直接，其后果也呈现出分歧乃至极端的势态。他们对于“人文精神”问题的敏感性或焦虑感较强。又因为他们一直处在言论话语权的中心位置，社会文化时尚的转移与他们的切身利害关系相对紧密，价值观的调适更是影响巨大。倒是那些远在1949年之前就进入文坛，对现代文学市场较有历史经验者，对此社会转型引发的商品化、通俗化文化诸现象，持有相对疏离和谅解的态度，甚至不乏深度的思考。

从左至右：张炜、张承志、施蛰存、郑敏、王元化

“人文精神讨论”的重要引发者、参与者王晓明生于1955年，时年38岁；王朔生于1958年，时年35岁；张炜生于1956年，时年37岁；张承志生于1948年，时年45岁。在讨论中，他们的观点和态度较为激烈。另一批更加年长、多有现代文学经验的作家学者，包括生于1934年、时年59岁的王蒙，生于1905年、时年88岁的施蛰存，生于1920年、时年73岁的郑敏以及同龄的王元化（以上均截至1993年的讨论），他们（尤其是后三位）的态度并没那么激烈，多视“人文精神”的“失落”为一种“自然”。代际的分别呈现在对于时代的判断和价值观的表达姿态上，显然有着相当不同的特点，甚至会产生影响立场理解的某种判断倾向。

“人文精神讨论”起于王晓明1993年2月底的谈话录《旷野上的废墟——文学和人文精神的危机》。紧接着3月，张炜发表散文《抵抗的习惯》，提出“文学已经进入了普遍的操作和制作状态……完全地专业化了，匠人成了榜样……在这种状态下精神必然枯萎，它的制品——垃圾——包装得再好也仍然只是垃圾”，[11]差不多同一时间，张承志也发表散文《清洁的精神》，称“清洁可耻、肮脏光荣的准则正在风靡时髦”，“人的精神不能这么简单地烂光丢净……我要……为美的精神制造哪怕是微弱的回声”。[12]

王晓明、张炜、张承志三人最初关心的问题都集中在文学或审美方面，王晓明在文中开宗明义“文学的危机已经非常明显，文学杂志纷纷转向，新作品的质量普遍下降，有鉴赏力的作者日益减少，作家和批评家当中发现自己选错了行当，于是踊跃‘下海’的人，倒越来越多。我过去认为，文学在我们的生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现在明白了，这是个错觉。即使在文学最有‘轰动效应’的那些时候，公众真正关注的也并非文学，而是裹在文学外衣里面的那些非文学的东西……极富中国特色的‘商品化’潮水几乎要将文学界连根拔起，才猛然发觉，这个社会的大多数人，早已经对文学失去兴趣了。”[13]但讨论发展到后来，人文学科各个领域的学者迅速介入，历史、哲学、法学、社会学等相关学者都参与进来，讨论迅速变得“自说自话，各说各话”。参加者借用“人文精神”这一概念对各自关心的领域和问题各抒己见，最初的独白或对话关系很快就变成了众声喧哗。

“人们迫切需要一个相宜的话题。某些感想、某些冲动、某些体验、某些憧憬正在周围蠢蠢欲动，四处寻找一个重量级的概念亮出旗帜。这种气氛之中，‘人文精神’慨然入选。”[14]总体而言，论者所面对和试图解决的问题，都是源自80年代末社会变动和90年代初市场经济带来的经济和文学地位的严重震荡。从所有“人文精神讨论”参加者的关切和文章所及来看，他们的一个共同特征是：对中国政治生态相对熟悉，现代启蒙意识强烈，但对资本主义经济模式、市场观念及文化商品生产机制比较陌生。这也是人文学科知识分子深陷焦虑的主要原因之一。他们对于文学创作、文学批评的期待，也与此有直接关系。

王晓明描述过当时的文学境况：早在1988年，就有作者披露所收到的约稿信，信中称“近年纸张、印刷、邮发费暴涨之苦，不须多说……望您与厂家洽谈一下……广告收费标准：封面5500元，封二、封三、封底各4400元，插页……我刊有回扣”，“乙方（作家）负责同企业家洽谈赞助费事宜（2000-7000元）和采写所联系赞助者的报告文学一篇，甲方负责向有关报刊推荐发表，并据其报刊发表后所付稿酬额，再加发一次给乙方。甲方在收到乙方所联系的赞助费后，按其数额50%回扣给乙方。” 批评家嘲之为“此类约稿，本不在成就‘不朽之盛事’，而在于弄几个钱分分”。[15]到了90年代初，批评家的态度转成了无奈又同情：“作家茹志娟一家在上海南京路上新华书店签名卖自己的作品，茹志娟说：‘作家辛辛苦苦写了书，还要自己掏钱出版，还要包销，给作家一条生路吧。’……出版的艰难和作家的困境。这种情况不是茹志娟一人面临的。”“有一阵西方现代派风行一时，接着是通俗文学，武侠小说畅销……现在这些已经降温，我们面临的是对整个文学的热情消褪，文学作品的出版陷入危机。”“传统的文学读者……都去看电视剧了。电视对文学的冲击最大。”“愈来愈多的读者特别是青年已把兴趣与注意转向……社会科学书籍。”[16]

茹志娟与王安忆

文学所面临的经济形势无比严峻，但批评家能开出的药方只是“要走出低谷最根本和积极的办法是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使大多数人民有较高的文学欣赏能力，同时又增加他们的收入，使他们有钱买好书，多买书。”[17]这显然只是一个望梅止渴的空泛高调，在可行层面上显得较少现实感。这或许意味着，整个中国文学界在1990年代初终于到达了一个思想和精神红利的枯竭期，由20世纪60-70年代形成的精神产品匮乏低谷经过了80年代的充分供给后，已经达到了相当程度的供需平衡，甚至出现了低水准精神产品的供给过剩。问题是，新的高质量供给受限于文化生产机制和生产水平的落后，还不能成为有效的社会产品供给资源；换言之，或许并非没有市场，而是没有市场所需求的产品。同时，国家制度和发展方式的转变，则是一个更为根本性的原因，人文学界所能提供的思想、价值观支撑及政策和策略贡献，在现实度上陷入了一个相对失语乃至边缘化的境地。

在专业范畴内，王晓明认为问题的症结在于“批评家丧失了对批评的根本意义的确信。你说批评是政治和社会解放的先声，是思想启蒙的利器吧，今天大家都懂得了，这只是批评的一种效应，而不是它的出发点，更不能构成它存在的充分依据……批评……应该有自己……的存在依据。可这依据是什么？”[18]这也就在质疑曾经的文学批评修辞、范畴、逻辑、体系在新的文学现象面前失去了阐释和评判的有效性。“人文精神讨论”中位于焦点的四位作家——王蒙、王朔、张炜、张承志就遭遇了态度相左、意见对立的解读和评价。如张宏说王朔“作品总的基调是‘调侃’，而不是讽刺……调侃恰恰是取消生存的任何严肃性，将人生化为轻松的一笑，它的背后是一种无奈和无谓……从调侃对象方面看，是一种无意志、无情感的非生命状态，对象只是无谓的笑料和载体。从调侃者本身看，也同样是一种非生命状态。调侃者一如看客，他置身于人生的局外，既不肯定什么，也不否定什么，只图一时的轻松和快意。调侃的态度冲淡了生存的严肃性和严酷性。它取消了生命的批判意识，不承担任何东西……这只能算作是一种卑下和孱弱的生命表征。”[19]

王蒙的立场相对温和圆融，他认为“与其说是市场经济使私欲膨胀，不如说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的私欲更加公开化，更加看见摸得着了。我们的目标不是建立一个人人大公无私的‘君子国’，而是建立一个人人靠正直的劳动与奋斗获得发展机会的更加公平也更加有章可循的社会。这个目标只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达到，达到了这样的目标也才更容易寻找人文精神。”[20]对于王朔，他说“王朔一边搞着文学一边讨厌着乃至恨着文学，过去我以为是不可能的，现在我知道是可能的了，这也算是开了眼界。”[21]他对王朔表现出了相当的偏爱，辩称“王朔不是理论家，他太缺少这方面的准备，他说不圆也说不准，便乱挖苦起来。”[22]在王蒙看来，王朔现象不过是伴随经济自由和个体自由而来的一个必然现象，对这一现象的攻击有可能导致对经济自由和个体自由的伤害，他对王朔的支持是利害权衡之后的结果。

身处文学创作、文学批评前沿的作家和批评家，有着更具切肤之痛的紧张感，言辞相对激烈。张承志在《我们需要抗战文学》中称，“在老舍以后（还有侯宝林以后），自我标榜是受业弟子的作家层出不穷。他们使用一种北京土语作书写的语言，并且一天天推广着一种既使当亡国奴也先乐喝乐喝的哲学——至今天，他们已经有梯队有层次有钱有权，领导潮流了。”[23]甚至，张承志还提出了回归宗教与民粹的主张。

张炜的观点与张承志类似，但他更谨慎地把观点集中于文学艺术与知识分子这两个主题上，“精神的高原都在走向沉寂、陷落。作家、艺术家、美学家、哲学家、历史学家、建筑学家、植物学家，几乎所有的学人和专家都走向了一个共同的处境……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电视文化全面地、不可抵御的全方位加强。除此以外，我们的文化生活中就没有任何值得注意的东西，引不起什么波澜和议论。电视艺术即是粗疏平庸，仍然能在社会上风行，反应迅速；令人失望的是层次比较高的人也在表示认可，有的还伸出手掌欢呼，与通俗艺术的制造者配合良好。往往一部电视剧还没有播放，舆论界就开始制作一种假象，什么‘轰动’、‘万人空巷’，其实大多是夸张和编造出来的。广大群众，被传播媒介愚弄的现象非常严重。”[24]看得出他对大众媒介文化的流行现象多有批评。

邓小平南巡

《旷野上的废墟——文学和人文精神的危机》一文发表不久，1993年5月，施蛰存就对此提出了“不必杞人忧天，这不是新鲜事。”“文学，作为文化的一隅，是一个国家或民族的上层建筑。它的基础是这个国家或民族的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从一九四九年以后的三十年间，中国大陆的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都像铁板一块，凝固不变。文学也相应地凝固不变。一九七八年，邓小平发出号召，推行‘让农民先富起来’的经济变革。跟着，文学也变了。伤痕文学，朦胧诗，接踵而起。当时，已有自许为正统的纯文学家表现了惊讶的脸色。一九九二年春节，邓小平在深圳又发出了继续开放，加快改革的号召，于是出现了一群垃圾作家，痞子作家，使那些纯文学家惶惶然不可终日，惊呼洪水猛兽来了！”“我看，这样的谴责是徒劳无功的。今天的垃圾文学，痞子文学，有绝大可能成为明天的纯文学、严肃文学。”[25] 隐约透露出一种以文学史经验判断当下文学流变的积极性倾向。

郑敏稍后在1995年有针对性地提出建立和维护“文化多元”的观点，“发展一种从古典到当代的中华文化新传统”，“以今日全人类最前沿的发现和理论，来重新阐释、解读自己的古老文化传统。”[26]认为在人文精神讨论中，各方所存在的问题都是以政治斗争思维来解决学术问题，“学术讨论一旦开始，很快就演变成在政治文化意识形态指挥下的革/保之争。这种二元对抗的思维方式扭曲了人们的视线”，“多年来阶级斗争训练的结果，如今已形成本能的反应。”[27]尖锐批评了在政治斗争的思维模式下，永远不会有正常的学术讨论结果，最终忽视真正的问题。

关于1990年代的“人文精神讨论”，王元化在日记中微有论及，后来在2001年发表了《人文精神与二十一世纪的对话》。他认为“对文明的忧虑是十九世纪人文知识分子的老问题。从尼采以来就不断有这种呼吁……我们正在看到文化和教育走向商场，大学也在企业化，知识人才走向规模化大批量生产。工商由效率重新组织，教师和知识分子成为普通雇员……科技和利润的逻辑正在逐渐成为评估一切发展进步与落后的准绳……如果是这样的话，离马克思所说的人的解放、人的全面发展、个性的充分伸展，确是还有相当远的路要走。所以，人文知识分子特别敏感，他们对文明发展的思考，是对人的自由命运的忧虑关心。”“所谓大众文化也不能够一概而论。例如京剧原先就是底层的俗文化，是没有多少文化的百姓的精神享乐，但是现在很雅，艺术上有很精致复杂的蕴涵……表面上不那么有害的大众文化，也有潜在的消极意义。比如它具有商品拜物教的特征，它的标准化、统一化和同质化的生产，是排斥真正的个性和创造力的，久而久之会生产出同质、平面的社会主体……是没有真正有深度的精神生活可言的……我赞成知识人在大众文化面前保持清醒的头脑和批判的意识”。[28]

王蒙、施蛰存、郑敏、王元化均指出商业性写作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但他们并不认为此类问题会构成真正的危机，倒是对不正常的政治秩序可能导致的恶果更为警惕。同时对文学的分化和价值地位的认识更显豁达。其实，作为应激产物的“人文精神讨论”及相关思考，随着文学与商品经济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密，“快速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和相对慢速的政治体制改革并行”逐渐成为一种国家“新常态”，相应的焦虑感也逐渐瓦解，绝大部分讨论参加者与新的社会发展机制达成了和解。

以上只是在特定视野中观察、拣取了20世纪90年代文学商品化、人文精神讨论的一个侧影，从其中的代际反应差异中，或许可以看出80年代崛起的一代批评家面临社会转型的现实，并没能表现出提供社会和文化需求的思想资源的充分能力，建设性的价值贡献并不突出，所延续的还是传统启蒙思想的精神，主观立场鲜明而强烈，但应对现实挑战的实际能力和策略设计却是相当的贫乏。对比于前辈知识文化人的处变不惊和历史观察经验，年轻一代在知识系统、思想成熟性、观察现实的眼界宽度等方面，明显都有薄弱和不足。这或许也是90年代后来出现所谓思想淡出、学术凸显的一个理论反思的结果——并非纯是政治原因。由此也能理解世纪之交中国年轻一代思想界（仍以80年代知识群体为主体）的分化趋于明显，但同时表现出了知识结构的转变、价值观立场的确立、理论交锋的尖锐等成熟性的思想特点。毋宁说90年代的文学商品化潮流及人文精神讨论更像是发生在历史巨变前夕的一场短兵相接的遭遇战。它是一个大时代到来的预演。

对于近百余年间多次巨变的中国社会而言，“人文精神讨论”的范围和规模或许不过是一场茶杯里的风波。但对于思想界、知识界包括文学批评而言，这是80年代以来人文知识分子的第一次具有公共性的集体参与的对于国家未来走向表达立场和价值观的重大讨论，而且，这次讨论还揭示了一个尤其重大的问题——“知识分子如何参与新常态中国的发展？”这宣示了当代中国知识群体的一种责任和担当的自觉，也构成了未来迄今延续着的文学批评、文化研究乃至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内容。广而言之，世界范围内中国话语权、文化传播及价值观的影响力，也将受此影响。

本文原刊于

《当代文坛》2020年第2期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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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陈文晓：《文艺的商品化不能全盘否定》，《辽宁文艺界》1984年第2期。

[2] 陈丽：《困境与突围——对经济体制转轨时期上海作家情况的调查》，《社会科学》1995年第1期。

[3] 李力：《海马影视创作中心在京成立 一批中青年作家进军影视界》，《人民日报》1989年1月12日。

[4] 王蒙：《躲避崇高》，《读书》1993年第1期。

[5] 王蒙：《躲避崇高》，《读书》1993年第1期。

[6] 王蒙：《躲避崇高》，《读书》1993年第1期。

[7] 王晓明：《旷野上的废墟——文学和人文精神的危机》，《上海文学》1993年第6期。

[8] 王晓明：《旷野上的废墟——文学和人文精神的危机》，《上海文学》1993年第6期。

[9] 李少君：《文革及张承志与王朔》，《东方文化》2001年第1期。

[10] 汪丁丁：《启蒙死了，启蒙万岁！》，李世涛：《知识分子立场·自由主义之争与中国思想界的分化》，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271页。

[11] 张炜：《抵抗的习惯》，《文汇报》1993年3月20日。

[12] 张承志：《清洁的精神》，《十月》1993年第6期。

[13] 王晓明、张宏、徐麟、张柠、崔宜明：《旷野上的废墟——文学和人文精神的危机》，《人文精神寻思录》，文汇出版社1996年版，第1-2页。

[14] 南帆：《人文精神：背景和框架》，《读书》1996年第6期。

[15] 伊人：《商品文学赏析》，《瞭望》1988年第44期。

[16] 倪庆饩：《作家还是文丐——商品经济下文学面临的问题》，《创作与评论》1992年第1期。

[17] 倪庆饩：《作家还是文丐——商品经济下文学面临的问题》，《创作与评论》1992年第1期。

[18] 王晓明：《人文精神：是否可能与如何可能》，《人文精神寻思录》，文汇出版社1996年版，第19页。

[19] 王晓明：《旷野上的废墟——文学和人文精神的危机》，《上海文学》1993年第6期。

[20] 王蒙：《人文精神问题偶感》，丁东、孙珉：《世纪之交的冲撞——王蒙现象争鸣录》，光明日报出版社1996年版，第63页。

[21] 王蒙：《沪上思绪录》，丁东、孙珉：《世纪之交的冲撞——王蒙现象争鸣录》，光明日报出版社1996年版，第79页。

[22] 王蒙：《沪上思绪录》，丁东、孙珉：《世纪之交的冲撞——王蒙现象争鸣录》，光明日报出版社1996年版，第80页。

[23] 张承志：《我们需要抗战文学》，《无援的思想》，华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17页。对此王朔于1997年有所回应“因为我生活在北京，很多糊涂人拿我的东西和老舍的东西相比，一概称为所谓‘京味儿’。这比较是愚蠢的。”“有常识的人知道，四九年以后，北京变成移民城市。”“海淀、朝阳、石景山、丰台这四个区基本上都是新移民组成的，说句那什么的话，老北京的居民解放前参加革命的不多，所以中央没人，党政军各部门连干部带家属这得多少人？不下百万。我小时候住在复兴门外，那一大片地方干脆就叫‘新北京’。”“我不认为我和老舍那时代的北京人有什么渊源关系，那种带有满族色彩的古都习俗，文化传统到我这儿齐根斩了。我的心态、做派、思维方式包括语言习惯毋宁说更受一种新文化的影响。”王朔：《自选集序》，《王朔自选集》，华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4页。

[24] 张炜：《生命的羞涩与温柔》，《忧愤的归途》，华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52页。

[25] 施蛰存：《纯文学 严肃文学 垃圾文学 痞子文学》，《施蛰存全集·北山散文集 第2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881-882页。

[26] 郑敏：《文化·政治·语言 三者关系之我见》，《郑敏文集·文论卷（上）》，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00页。

[27] 郑敏：《学术讨论与政治文化情节》，《郑敏文集·文论卷（上）》，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07页。

[28] 王元化：《人文精神与二十一世纪的对话》，《王元化集》（第六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377-3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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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玉宇灵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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